笔是神圣的。因为执笔之人将要表达的，是他对天地万物的感怀,以及对人间大道的敬畏。如果考虑到绘画的起源早于文字这一因素，笔最初的功用，当和人类早期近乎虔诚的图形表现活动相关。称之为艺术创作，不过是后人归纳所致。当然，在颜料被发明之前，笔的形态可能只是一截稍微加工过的木棍或骨片、石器等硬物，笔端或尖或扁，没有什么附加物。甚至也可能仅仅是某人的一根手指。（旧石器时代的手印岩画或延续至今的指画，似乎都可以被视为这样的活动。）那时，绘画的载体，该是广袤的大地罢。也不排除人类第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先祖，把他的激情写在了风中的可能性，因其迅即消散，失落之余，这才转而述诸沙滩……

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天然颜料的发明，除此类用于刻划的硬笔，一端增加浸沾颜料功能的软笔应运而生，这样的功能随后被某种毛絮物承担起来，以便于饱沾各种颜料,去完成造型或填充色块的使命。从广义上讲，这应该便是毛笔的前身，距今至少有五万年以上的历史。因为伊拉克一处洞中彩色岩画，便出自那个时期的古人之手。只是在此后数万年漫长岁月里，受地域环境和文化差异的影响，笔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在多年前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与莎（suō）草纸的发明，使得类似于当今钢笔的莎草笔得到应用和普及。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米兰遗址中发现的双瓣合尖芦管笔，以及年甘肃武威张义堡遗址出土的双瓣合尖竹管笔、所谓的西夏笔，则表明古埃及文明很早就已经波及到中国西部地区。中外人员与物资进出的通道，经年累月，逐渐形成日后的丝绸之路。

东方翰典文化博物馆藏仰韶研磨器

但在中国本土，真正意义上的纸张迟至东汉时期才开始出现。此前，人们曾在树皮、兽革、甲骨、丝绢、竹简等物品的表面尝试过书写或绘画，包括陶器。

陶器可以说是始于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最主要的特点。从出土的河姆渡陶器纹饰的绘制方式上不难看出，当时作为刻划工具的硬笔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差不多与此同一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存，却表现出更多地使用毛笔的特征。陕西临潼出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据其“笔触以及一些线条留有笔毫描绘的痕迹，推断当时有毛笔工具不是没有根据的。尽管这种毛笔可能是鸟羽兽毛，但毕竟毛笔的历史已经开始，从众多的彩陶绘画笔痕来看，当时毛笔可能已经有了大小扁圆等多种型号。”①也因如此，有学者在分析西安半坡博物馆馆藏作品绘鸟纹彩陶钵的艺术特点时称：“全无结构细节的牵挂，而以毛笔的先写撇画，直取振翅欲飞的小鸟形象，接着以此用笔之爽，勾写出如练的云气纹，从而既体现了毛笔用笔的韵律美，又营造出小鸟登高于云彩之上的意境美。”②何况同一地区出土的同时期文物当中，还包括被称为“始祖砚”的颜料研磨器——形制如何暂且不论，有了颜料，毛笔的存在不容置疑。而与此存在承续关系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上的象形文字，被学界确认为毛笔书写。③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年至年之间，学界普遍认为乃夏文化遗存，与文献资料的记载不谋而合。在此后甲骨成为最主要的文字书写载体的殷商时期，“笔”字的甲骨文写法，更是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一探时人使用毛笔活动的线索。

仰韶文化绘鸟纹彩陶钵

“笔”的本字为聿，在甲骨文中写为

甲骨文“聿”字

由代表手部动作的动符

（又，右，佑）

和表示末端附有兽毛的书写工具的字符

代表末端附有兽毛的书写工具字符

组合而成，本义为手执毛笔书写。《楚王领锺铭》：“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领自乍（作）鈴鐘。其聿其言。”铭文中“其聿其言”之句，从句型结构上分析，“聿”与“言”相对使用，表明这里的“聿”字是个动词。在上古时代，“言”“曰”“聿”常假借通用。《毛诗》：“雨雪瀌瀌，见晛曰消”。《汉书·刘向传》引《诗》称：“雨雪麃麃，见晛聿消”。这里的“麃”为“瀌”的省文，即简写；而“曰”字为“聿”字所替代。意思是说，霏霏雨雪，见日出则称为消。

笔字字形演变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笔”字最初的形态是“聿”，只是由于在后来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聿”字衍生出名词性、助词性、形容词性，其词义与用法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于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为了加以区别，根据毛笔由竹管和兽毛制成的特点，在大篆（籀文）体系中将笔字写成了

大篆笔字

甲骨文“尾”字写为

甲骨文尾字

其中附着在人体象形字符后下方的

甲骨文毛的象形字符

即为毛的象形。由此可见，大篆中“笔”字下半部字符

大篆笔字下半部字符

与毛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是笔字最早发生根本变化的开始。但秦统一六国以后，在“书同文车同轨”的指导思想下，又将“笔”字写成了“筆”，用以专指毛笔。即便如此，它还是将原本具有的动词性也一并带了去。在现代汉语中，至今仍遗留有大量笔字用作动词的词汇，也可被认为“聿”（笔）字动词性的自然延续，如：笔法、笔顺、笔误、笔会、笔谈、笔者、代笔、笔耕、笔战、笔诛等等。在后期的隶化过程中，这个竹字头又一度被改写为草字头。再后来，楷书又将其改回竹字头，写成了“筆”。这就是笔字的繁体。直到此时，“聿”字仍保持最初的基本形态，没有发生根本动摇。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期间，为了强调毛笔乃由兽毛和竹管制成的特点，人们参考大篆的写法，又用“毛”字替代了“聿”字，导致我们再也无法从“笔”的字形结构上认出它与手部动作之间的联系。

涂朱甲骨文

甲骨文的书写，有书有刻，有时也遵循先书后刻的流程。尤为重要的卜辞，则在完成契刻之后再涂以朱砂颜料以示重视。殷墟出土了足够多的物证，无需在此一一列举。《诗经·静女篇》有“贻我彤管”之句，所说的“彤管”即为一种红管毛笔；而《庄子·田子方》中也有“众史皆舐笔和墨，是以毫染墨也”的记述。这是西周到东周时期华夏先民使用毛笔的明确文献记载。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毛笔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起来。春秋战国时期伊始，文字的主要载体又发生了变化，竹简逐渐取代甲骨，成为文字载体的主流。东郭先生险些被狼吃掉的那次远行，随行的驴背上所托的便是两麻袋由竹简构成的简策。一直到三国时期，我们仍能通过相关的影视作品，看到主人公在展开简策秉烛夜读的场面。而早期在竹简上的书写，仍刀笔并用，以至于当时的文职官员需要经常随身携带刀笔等书写工具，这便是汉语中为何会用“刀笔吏”一词来称呼他们的原因所在。

最初的官吏究竟如何携带毛笔，如今已无从可考。但至少到了汉代，朝中文职官员通常会将毛笔簪在头上，以方便随时书写。出自《史记·滑稽列传》的成语“簪笔磬折”，便来源于这一习惯，意指插笔备礼，像磬一样弯着腰作揖，以示恭敬。这样的“簪笔制度”一直延续到魏晋乃至隋唐，所以《晋书·舆服志》中说：“笏者，有事则书之，故常簪笔。”其中的“有事”显然不是指“发生了某事”，而是指遇到君王作出指示这种重要事项，所以才需要“簪笔”以便随时记录下来，免得忘掉——领导讲话，哪能不做笔记！而到了唐朝，簪笔更是演变为文官朝服礼冠的制度：“文官七品以上朝服者，簪白笔，武官及爵则不簪。”（刘晌，等，《旧唐书》，中华书局，年，第页。）上朝时不需簪笔的，除了武官之外，还有那些有爵位的权贵。特权真是由来已久，且无处不在。只是在所有的影视作品中，从未见过有哪一个朝臣随手在那块笏板上笔记的情形，“笏”完全成为一个摆设。可见导演要么忽视了“笏”的功用，要么是对古代君王临朝的场景缺乏起码的了解。

信阳楚墓出土毛笔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新旧石器时期乃至上三代的毛笔早已化作尘泥而不复存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毛笔，出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与河南信阳楚墓，距今已有年左右的历史。其中，信阳楚墓出土的毛笔由竹竿和兔箭毛制成，长约15厘米。因而可以确定，“蒙恬造笔”的传说，顶多是源于他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对毛笔进行过改良。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国家对毛笔的称谓也各不相同。楚国一方称霸，故步自封，仍称为“聿”；吴国则图强自新，有所变化，称为“不律”；而燕国，彻底另辟蹊径，称为“弗”。从今天的立场上看，这样的乱象其实也是文化交融的阻力，因而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根据楚国毛笔名之“聿”的传统，加上了一个竹字头，将其称为“筆”，至此一锤定音。从中也可看出，笔字定型为筆，与蒙恬或有一定的关系，但究其根本，大功还应归之于李斯和秦皇嬴政才算公道。因为秦始皇才是“书同文”政策的制定者，而李斯则是直接的执行者。

此后随着制笔材料日渐丰富，毛笔也拥有了更多的别称。从王羲之的《笔经》中可以了解到，自汉代开始，毛笔已经成为文人雅士的赏玩之物。笔管有以琉璃或象牙等珍贵之物制成者；竹制笔管则或镂雕，或饰以珠宝金漆。而制作笔头的材料，从人的头发到黑羊毛、兔毫、鸡毛、鼠须等应有尽有。不过，王羲之所言鼠须，并非人人喊打的老鼠胡须，而是四川石鼠须，时人称“鼠竣”。唐人何延之在《兰亭记》中说，书圣的《兰亭序》，便是用鼠须笔写成。动物保护法当时肯定是没有的，因为石鼠其实就是俗称的鼹鼠。《词源》“鼠须笔”条下所言“用老鼠胡须做成的毛笔”，显然是望文生义。到了北宋时期，兔毫被鼬鼠毛取代，制成的毛笔则称栗尾。大文豪欧阳修在其《归田录》卷二中称：“蔡君谟既为余书《集古録目序》……余以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润笔。”显见鼠须栗尾在北宋颇负盛名，难怪会有苏轼的诗句“书来乞诗要自写，为把栗尾书溪藤。”鼠须栗尾受北宋文人追捧，名噪一时，以至于连李时珍这样以医学见长的后人，都要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跨界对其源流考上一考，称：“世所谓鼠须,栗尾者是也。”其实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了。鼬鼠即黄鼬，俗称黄鼠狼；后世所谓狼毫，便是这种毛笔粗俗的叫法，完全断了渊源。

包山战国楚墓出土毛笔

兔毫、鼠须得来不易，价格昂贵，因而仅限于官家或富商使用，平民百姓却是用之不起。在宋代，一支官家用的免毫可换取上百支民间用的鸡亳。在历史长河中，无数固执上层路线的民间工艺都走向了没落，最终失传。鼠须笔即为一例。但它毕竟留在了文化的记忆中，于是“鼠须”“栗尾”也便成了毛笔的代名词。而鼠须更是被用来引申喻指一个人的文采。

此后，栗尾（狼毫）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制笔材料的主流。但关于牛耳毫，知之者却少之又少。所谓牛耳毫，亦即牛毫笔，得名于牛毫采集于牛耳内，而且仅限于英国某地所产黄牛；从头牛身上才能采集到一磅。张大千先生曾拖了人，花重金得到一磅牛毫，辗转带到日本，委托日本最著名的制笔商号“玉川堂”和“喜屋”，分别制成毛笔50支。据高阳先生在《梅丘生死摩耶梦》中介绍，仅制作费便花了多美元。牛毫笔制成，大千先生喜不自胜，借“执牛耳”典故，赐其名曰“艺坛主盟”。如此溢美，反倒不便自己留用，只得赠人。获赠此笔的人当中，有毕加索、黄达云、谢稚柳等人，无一等闲之辈。

毛笔至少有十九个别称，每一个名称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比如管城子、书中君……

梁元帝用过的金、银、竹管毛笔

历代帝王中也不乏以风雅见长者，比如自号“十全老人”的乾隆帝以及创下“瘦金体”的宋徽宗。但比他们更早，在著述与绘画领域取得更丰硕成果的，当属梁元帝萧绎。此君在位短短三年，却留下了大量文化遗产。作为一代帝王，能以自己的著述《金楼子》跻身诸子百家的，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他所绘制的《职贡图》，既是中国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也是研究古代朝贡史的珍贵史料。这位留下“半老徐娘”典故、博学而又文艺范十足的帝王，因其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与毛笔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存最早的御用笔，便是他的遗物。只是笔管与众不同，分别由金、银、竹制成。明清以后的御用笔，笔管的装饰渐趋浮华，材料也是玉制、瓷制、犀角、掐丝珐琅等应有尽有，彰显着帝王之尊。

万历皇帝御用笔

毛笔在现代人看来，似乎多有不便，但却开创了中国特有的书画艺术。因而又有了“笔墨”一词。关于笔墨，余秋雨先生早在《笔墨历史》一文中已经尽述。

住笔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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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熊寥，《中国陶瓷美术史》，紫禁城出版社，年，第31页。

②孔六庆，《轮新石器时代陶器绘画》，《陶瓷学报》年第4期，第页

③李建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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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本名郑炳男，迄今出版近40部各类译著。著有诗集《青春巢日记》及系列随笔集《自在书》。诗、小说、散文作品偶见于《作家》《民族文学》《延河》《散文》《天津文学》《南方文学》《鹿鸣》《当代诗歌》《诗歌报》《天池》等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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