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鸭子是华北农村较为普遍的一种家庭饲养动物。因为历史、特别是市场需求等原因，北平城郊农民养鸭的更为普遍一些。“北平郊外的鸭户，大别之为二种，一是以鸭为专业的，一是以养鸭为次要工作的，换言之，即以养鸭为副业的”。

以养鸭作为专业的农户，“全家从事养鸭工作，所有庭院，大部都是拿来为养鸭用的。鸭栏本用草，后改为用砖，栏内垫以稻草，依鸭之大小而分栏，小鸭则置于竹篓中，内院并专盖有一土屋以藏鸭。上世纪我国，华北地区的农渔业发展如何？

另有饲场，即以砖砌成四方形的小广场，中垫以芦席，喂时便将鸭从栏内驱入此广场中，再抛掷食料与之食，食完后便驱入水池中令之洗浴。水池即在食场之对面，用木板筑成，池旁有一井，用水即由井内吸上再灌入池中。

池底有阴沟，秽水可由之以放出，浴完后，便将鸭驱回栏中”；“北平西郊鸭户所养的鸭数，多是甚少的，在五十只以下的鸭户，竟占鸭户总数中百分之四十三点三三，而一千只以上的鸭户不过百分之十”。北平生产的鸭子，除了销售本地之外，还售往国内、外市场。

国内的主要销售市场包括四个方向，一为天津，其商贩“于一、二、三月河结冰后，便来北平贩运，多由火车载运东去，营业佳时，每月可去二三千只，不佳时只二三百只”；二为上海，其商贩“每若干年贩运一次，用船载运，但运到时死亡甚多。

二十三年度（按：民国二十三年，年）中，曾运过六七次。每次约一百多只”；三为大连，“每年五月至七月来北平收货，年运二次，每次约百余只”；四为奉天（今沈阳），“每年交易四五次，每次百余只”。而对国外的输出，主要由总行设在天津的和记公司经营，将宰杀好的鸭子装箱运往天津，再用冷气船运往各国特别是英国去。

华北地区气候适宜，桑树和蓖麻的种植普遍，适合饲养家蚕。鲁中山区、胶东半岛、豫西山地，柞树种植普遍，适合饲养柞蚕。以山东地区为例，“商周以前，已有萌芽，至秦汉而大盛”；

不过在很长的时段内，“其所产之丝绸绢缎，除为贡品外，亦仅销华北各省”；口岸开放以后，“山东丝货，初尚鲜有运销海外者，其后生丝对外贸易日盛，江浙丝厂林立，山东丝质优良，故设厂制造，运沪外销者日渐增多。”

“及至民初，政府提倡甚力，分设蚕桑学校数所于各县，以谋技术上之改进，民间亦有丝业公会之组织，海外销路益广”；民国年间的山东养蚕区域，“以铁路为中心，其左右附近皆为养蚕繁盛之地，就中尤以益都、临朐、淄川、桓台、博山、莱芜、新泰、蒙阴、滕县、莒县、菏泽、栖霞、单县、牟平、寿光、广饶等县为最盛”。

到20世纪30年代，桑蚕养殖方面，“鲁省丝茧，昔颇繁盛，惟不如苏、杭所产之纯洁。近自人造丝盛行后，鲁丝益觉不振。临朐、益都、临淄、淄川、博山、莱芜、新泰之茧，近者销益都、周村，远者可销上海”。

山东西部地区也有桑蚕养殖，郓城县“蚕桑颇称发达，计栽湖桑三千五百株，鲁桑、椹桑、荆桑等三万二千株。养蚕者三千家，年产额约一千四百余斤”。山东桑蚕的品种来源比较复杂。

胶济铁路沿线，以前蚕种为当地土蚕，质量不佳。后来采用意大利和法国的蚕种。20世纪20年代起，曾采用江苏、浙江两省的改良蚕种，但因南方蚕种不耐北方的寒冷，成功者仅占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日本蚕种开始引入，“采用者日众，殆因日本售种商家，承允将其所产之丝，介绍售于青岛日商丝厂，以故农民趋之若鹜”。可惜育蚕的方法仍然非常简陋，水平较高的莱芜蚕户，用秫秸建造蚕室；临朐和博山用芦苇建造蚕室，其他地方连这种设施也没有。有的将蚕种放在棉布上，有的放在被褥中，有的放在贴身的衣袋内孵化。

有人评论说：“如此而欲增加生产，不亦戛戛乎？其难哉！是故不谋改良则已，如欲改良，则非灌输科学知识不为功。

农事试验场对于此项宣传工作颇能努力。无如曩昔原设试验场六所，现因经费支绌，业已停办四处，今日硕果仅存者只有二处耳。”此外，山东还有“柞茧之蚕，长可三寸，绿色，食柞叶，名柞蚕，能作茧，名柞茧，体形亦大于普通桑蚕之茧数倍。

烟台、威海卫产绸，类制自柞蚕之丝。胶东各县，产柞蚕甚多，牟平、文登二县，所产尤伙”除胶东半岛之外，豫北、豫西、豫南的山地和丘陵，也有柞蚕养殖，而以汝州府的鲁山和南阳府的镇平、南召、舞阳、方城等县最为繁盛。

养蜂割蜜，也是华北农村的家庭副业，近代渐有发展。就山东而言，“养蜂事业晚近始渐萌芽，然胶、济二处进步迅速。青岛已有蜂场三十处，其中三处民十八（民国十八年，年）创办，十九处民十九所设，其余八处则二十年始立也。上列各场，共有蜂箱二千四百五十六具。

济南共有蜂场六十三处，计有蜂箱五千零六十四具。就海关统计观之，以上各场所采蜂种，以日本种为最多，意、美则占少数。本省蜂场均以售蜂为利薮，是以不待酿蜜而即沽之也”

野外猎捕业的发展

除家庭养殖之外，华北地区还存在处于补充地位的野生动物猎捕，包括对陆地野生动物的狩猎和对水生动物的捕捞。

其中，对陆地野生动物如野兔、黄鼬的狩猎和对河湖淡水鱼、虾的捕捞，多属农民农闲时补贴家用的副业生产活动，具有明显的零散而随机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影响较小。

据20世纪30年代初的相关调查，山东省内河淡水鱼类的常年产量约为担，仅占全省捕捞总量的4%，“由此可见，山东渔业以沿海为主，内河渔业并不十分重要”。

与此同时，沿海居民的海水捕捞，却是华北地区历史悠久而又生产集中的重要经济产业之一。海水捕捞和海上贸易、航运、盐业生产一样，是华北海洋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又以毗邻渤、黄二海的山东、河北两省为主。和内地农民农闲时的淡水捕捞不同，沿海州县的渔民是全力而为，耕田反倒成了他们的副业。不过直到近代，人们捕捞的水产品绝大部分仍系野生，人工养殖者很少。海水捕捞也跟陆地种田一样，收获物的多少除了与渔民的辛劳程度、捕捞工具和技术直接相关之外。

还与海洋自然环境、生物种群及资源数量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山东荣城县志所形象描述的：“濒海渔家，隆冬彻夜结绳，早春剖冰击鲜。惊蛰以后登筏出海，动经四五十里或一二百里。

论潮汐，不分昼夜、晦明、阴晴。履牛革，衣狗皮，食糗糒，汎汎于云涛雪浪之中，风信不测。其辛苦数倍于山农。且陆地有丰歉，海滩亦然。得之则以鱼易粟，稍歉则资本不给。况贼船劫鱼，害及身命，网罟衣服犹小也。”

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不同，巡游到达山东沿海的时间亦即其鱼汛期也有很大的差异。据清代后期的荣城县志记载：“海族，荣最称盛，虽老渔莫能尽识。

今举其鱼之最早出而过春即无者曰餐，最晚出而逾冬犹有者曰大口，其三、四月出而常时亦间有者曰鲖、曰嘉鲯、曰海鲋，其三、四月出而过时即绝无者曰鳊、曰鲳、曰何罗、曰鲦、曰鮲、曰鲐鮲、曰鰂、曰红娘、曰绿翅、曰黄鲴、曰尉等鱼，其不拘时有者曰鲻、曰豸、曰鲇、曰鲜，其不拘时有而冬末为佳者曰鲫，其有鳔在腹者曰鮸，其有毒在肝者曰鲑······其秋末最多者曰蛇。”

民国年间的调查也证实，中国沿海的“鱼群来去，视水温为转移，春暖则由南而北，向沿岸而来集；秋凉则自北而南，循大洋以南徙”；“黄、渤间之渔场，亦视引为转移。每遇春、秋二季，各类鱼群，游息其间者较旺，乃成春、秋两期之鱼汛。但各种鱼类之汛期均有不同，而各区渔场之同一鱼类，其汛期又略有迟、早。”

“山东滨海南部之渔场，每年鱼汛期间恒较早于北部。大致各类鱼汛，春汛自二月中旬至六月中旬，而以四、五月为最旺；秋汛自九月下旬至十二月下旬，而以十月为最盛。各县各类鱼之行鱼时期，均有淡、旺之不同”。与鱼汛早晚和鱼群的巡游地点相适应，渔民捕捞也如影随形。

结语

“一、二月间，于北纬三十六至三十八度，东经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二十四度间，海面水深十七至二十七寻处，捕捞大头鱼、偏口鱼等；于养马岛、崆峒岛北一带，水深十六至二十五寻处，捕捞偏口鱼、牛尾鱼、刀鱼等。三、四月间，于龙须岛、石岛、俚岛一带，水深十五至二十八寻处，用袖子网、流网、拖网，捕捞对虾、黄花鱼、刀鱼等。”

今日话题：上世纪我国，华北地区的农业和渔业发展情况是什么？